200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冲刺仿真试题(七)含答案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传统作文考试不同，是对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对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然后按申论要求依次作答，答案书写在指定位置。 

    二、给定材料 

    1．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世纪，经济全球化对现代城市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使现代城市发展环境出现了同质化发展趋势，对城市发展国际性与开放性提出新的挑战。城市发展环境同质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制度的同质化，即市场制度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制度；经济交往规则国际化，即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全球贸易体系，使按照共同贸易规则从事经济活动成为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在信息技术支撑下形成经济活动平台，使产业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高度流动和重组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同质化大环境，在扩展了城市发展空间的同时，也提升了以城市为核心的地区之间的竞争层次；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新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制定21世纪城市发展战略时，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同质化环境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 279835

    2．“在塑造城市形象的时候，应根据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民族风情及群众需求来突出城市的特征。”美国规划协会秘书长苏解放近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的首届中国“创意城市与城市形象传播”论坛上说。 

    苏解放说，和美国一样，现在的中国城市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在经济发展中如何找寻到城市特征。他展示了几张美国与中国部分城市的照片，从照片中宽敞的街道和两旁的高楼大厦来看，无法辨认出这些建筑物分别来自哪个城市。 

    “城市的形象应该由当地的经济、文化、历史、环境及居民习惯等方面组成，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必须仔细分析、认真解读，才能准确界定。”苏解放说，“事实上，中国的大多数城市都具有独特的元素，如颐和园的透窗、山西的古建筑等，这些都可以成为这个城市形象的有力表达。它讲述了这个城市的故事，也是城市历史的缩写。” 

    苏解放表示，无论想把自己的城市定位成金融中心城市、钢铁中心城市、影视城、科技城、旅游城或者其他，都应该从人本主义角度出发，真切地表达这个城市的人文形象。这才是塑造完美城市形象的基点。 

    近年来，世界各国十分重视打造自己城市的形象，因为城市形象已经成为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无形资产，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3．2006年8月6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表示，中国城市遗产保护不能只注重眼前的利益，城市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是需要后人不断去研究发掘的，现在真正重要的是做好保护工作。 

    阮仪三在作题为“上海城市遗产保护”的演讲中说，中国大约拥有两千余座历史在千年以上的城市，这些城市本身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遗产，但在近二十年中国的快速经济建设过程中，很多历史悠久的城市都受到了无法恢复的破坏。现在虽然有一百多座城市被列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保护名城，但真正在城市基本结构上没有遭到破坏的只有平遥和丽江。 

    阮教授认为目前城市保护很多时候是看重旅游开发等眼前利益。周庄是阮教授成功保护下来的一座江南古镇，但他认为周庄的旅游开发已经过度。阮教授说，周庄古镇面积只有零点四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三千人，合理的旅游人数应控制在每天三千人左右，但现在高峰期一天游客人数超过一万两千人。虽然这为当地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从古镇的长期保护来讲是非常不利的。 

    而对于那些跟风而上兴建“古建筑”的行为，阮教授十分愤慨。他认为，这些复古建筑大多不伦不类，有些在内行看来则荒唐可笑。他说：“保护城市古建筑是为了留存历史文化，传承人文精神，为后人提供研究历史的资源，为了赚钱建些假的古建筑是毫无意义的。” 

    阮教授说，建筑本身是要与环境相融合的，因此就算移建古建筑实际上与拆掉它并无不同，同样是严重的破坏。阮仪三表示：“城市的发展和保护很长时间来被认为是一对矛盾，但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其实它们应当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将为城市的长远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4．2006年7月25日，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的部分委员前往亦庄，继续对有关地下文物保护重点提案进行检查督促办理活动。北京市建委负责人表示，年内北京市将出台强制性规定，要求大型建设工程开工前进行文物勘探。宋大川、匡国良等委员呼吁政府有关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制定保护地下文物的法律法规，完善监督与奖罚机制，建议有关部门要求工程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先进行文物考古勘探，并提前列出考古勘察预算经费。 

    25日，北京市规划委、市建委负责人就委员们的意见做出回应。市规划委表示，在北京市各新城规划中将突出考虑地下文物保护的问题，市规划委准备统一在各类建设工程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补充告知国家文物保护法律的相关规定。市建委副主任冀岩告诉记者，年内市建委将会同文物局等有关部门制定颁布强制性规定，要求北京市所有大型建设工程在开工前进行文物勘探，没有得到文物部门准许将不能开工。他说，这项举措将在报市政府批准后正式实施，“大型建设工程”的具体界定还需要会同有关部门商定。 

    5．中国的城市是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发展起来的。解放前，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城市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城市产业也不成体系。解放后，由于中国长期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城市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计划分配、“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式城市结构特点。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开始沿着市场经济的轨道发展，城市建设空前发展，城市改造大规模展开，并且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重视。 

    在过去几十年中，全国各个城市根据各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都不同程度地、从不同角度出发作了力所能及的改造工作，为我国城市改造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以往我国城市改造实践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城市的整体改造，一类是城市功能区改造。城市的整体改造主是根据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资源条件和区位优势等所确立的发展目标，对城市总体空间结构进行较大程度的调整，实现城市功能升级。后者主要包括三种类型：旧居住区改造、城市中心区改造和历史文化区改造。 

    大连是辽东半岛南端的一个海滨城市。近年来，大连市非常注重城市规划与城市改造工人，以经营城市、提高城市价值的理念指导城市实际改造工作，全面促进城市发展，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城市改造之路。大连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才刚刚走过百岁的生日。大连市通过各项恰当举措，改造城市空间结构，全面改善城市形象，促进城市功能升级，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城市的价值不断提高，城市地位稳步上升。可以说，大连真正走出了一条经典的城市改造之路，对我国城市改造的理论与实践都有重要的意义。 

    6．2005年9月6日，在由中国房协经济合作委员会和成都住宅与房地产业协会共同举办的全国旧城改造经验交流研讨会上，来自上海、广州、苏州等几十个与会城市的专家及业内人士齐聚成都，就如何以旧城改造为契机、优化各类资源配置、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等方面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探讨，其中，“成都模式”成亮点。 

    会上，有关部门向与会代表介绍了拆迁工作的基本法律法规制度和当前应把握的重点以及应对的措施。会议认为，由于我国各个城市的产业结构不同，历史背景以及资源优势也不尽相同，因此，怎样把旧城区的保护与新城区的合理规划、建设相结合，成为各级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涉及千家万户的大事。会议为各城市搭建了一个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的交流平台。 

    成都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旧城改造中，以公平、效率与社会和谐为目标，立足自身实际，提出了“化零为整、组合成群、成片拆迁，市场运作”的实施方式，形成了“阳光拆迁”、“扶困救助”、“多轮驱动”为亮点的改造模式，创造了“总体授信、项目贷款、专户管理、封闭运行”的银行贷款模式，解决了危旧房屋改造的资金“瓶颈”问题，调动了社会力量和民间资金参与旧城改造的积极性，探索出了一条旧城改造的“成都模式”，为其他城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7．上海人大常委会审议了《上海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拟立法限制公用设施占道，宽度小于1.5米的人行道，禁止设置邮筒、电话亭等，路灯杆、电线杆等10种公用设施的设置，应征求市政工程管理部门的意见。 

    公用设施占道，成为“拦路虎”，很多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城市建设规划缺少前瞻，修路盖房时没有周密的考虑；或是规划赶不上变化，道路拓宽、房屋改建，原来道边的设施，“移”到了道路上。解决这个既成的问题，可以有很多思路。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鼓励和支持有关单位服务设施向社区居民开放。很多公用设施，也是服务设施，如车棚等，如果沿路的公司、单位把内部的设施与社区共享共建，居民方便、路面整洁，开放的单位甚至还可以赢利来维护设施，岂不多赢？ 

    人民日报曾报道，深圳的路灯杆上被印上标号，用作报警定位。一物多用，也可缓解公用设施的占道。比如，把路灯杆和电线杆合二为一，一杆两用；公用电话和停车场咪表、书报亭和彩票亭等等，经过简单的改造，都可以合体共用。 

    说到底，公用设施不占道，或者埋入地下，或者进入社区，“站”在该“站”的地方，还得从城市规划这个源头抓起，把限制从事后改到事前，城市管理的成本与效率，肯定都会大有改观。 

    8．“城中村”已经成为影响城市和谐的一个“定时炸弹”。如何解决城中村问题，武汉、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先改制后改造，先试点后全面，协调多方谋求共赢，摸索出一些可借鉴的经验。鉴于城中村综合改造的艰难性和复杂性，武汉和广州在具体操作中没有急于求成，而是按照“三年一中变，十年一大变”的“两步走”思路，一村一策，稳步推进。针对以前城中村整治中的遗留问题，北京石景山区市政管委会主任徐维功介绍说，石景山区在新规划开发商业楼群时，将所有制土地由政府征用，综合平衡地价后由政府统一规划拆迁。政府作为建设用地的第一批发商，按较高的地价将开发商需要的好地卖出，将剩余收益用于解决差地的遗留问题。 

    城中村的大部分居民靠出租房屋过日子，拆迁后他们的生计出现了问题。对此很多城市也有自己的解决之道。武汉市对城中村进行改制，组建了村股份制企业，优先安排原村民就业；对暂时无法就业的村民，免费提供技能培训，并发放《再就业优惠证》。广州市也在这方面有成功的例子。广州市的上窖村除了旧村拆迁后腾出约600亩土地交由政府统一处置使用外，还有偿提供另外417亩土地给开发商建设房地产项目，按每亩折价60万元计，获得约2.5亿元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农民新村建设，另1.1亿元用于拆迁补偿。剩余约2000万元村里拟用在未来房地产小区内购置一定数量的商铺，作为村集体新增物业，以壮大村级经济，弥补村民房屋出租收益的损失。 

    城中村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后遗症，成为和谐社会的发展之痛。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很多代表和委员都对城中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尽快解决“城中村”问题，让“村民”融入到城市文明，让他们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是建设和谐社会背景下城市发展必须面对的一个新课题。